扎克瑞·考夫曼倡导挺身而出

在旁观者与挺身而出者并存的世界中，扎克瑞·考夫曼既倡导后者，也是后者中的一员

扎克瑞·考夫曼当时还只是个在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州）长大的犹太裔二年级小学生，他的使命感便轰轰烈烈地降临了。

一名遭受反犹太主义霸凌的同学将考夫曼的头猛撞向一块石头，直到他血流满面。这次袭击给考夫曼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和痛苦，而更令他心痛的是，其他孩子——以及一些老师——目睹了这场虐待，却并未干预。

正是那时，考夫曼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两种目击者：面对不公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和勇于维护正义的挺身而出者。他好奇为什么挺身而出者不多，是否能有更多。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渴望成为一名挺身而出者。

如今，考夫曼——佛罗里达大学利文法学院的法律教授和政治学家——已经成为了他想成为的挺身而出者。他是刑事法、国际法和国家安全法以及过渡司法领域的获奖学者和从业者。考夫曼因其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后代表卢旺达人民所做的法律、外交和人道主义努力而闻名，他的职业生涯涉猎广泛，致力于对抗不公，尤其是种族灭绝。

“我长期以来一直对种族灭绝如何及为何发生、其背后的法律、政治、历史、经济、心理和哲学问题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减轻甚至阻止它们的发生等问题很感兴趣，”考夫曼说，“随着仇恨犯罪在美国和国外激增，世界各地目前正发生多起种族灭绝事件，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以确保我们能够拥有稳定、安全的社会，让我们能够和平共处、繁荣发展。”

在过去几年里，考夫曼的写作主要聚焦于他在小学时首次接触到的现象：旁观主义与挺身而出主义——在国内、国外和国际背景下。他目前正在撰写他的第四本书，该书涉及旁观者与挺身而出者的法律与政治问题（已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他在美国及国外广泛讲授这些及其他主题，迄今为止已在世界各地进行了400多场讲座。

“我认识到旁观者会助长不公，因此我近来一直在关注我们如何能够激励潜在的旁观者甚至肇事者转而成为挺身而出者，”考夫曼说，“这样做有助于缓解危机，包括种族灭绝。”

为此，考夫曼正与佛罗里达大学（UF）的另外两名教职员工合作，计划于9月30日在校园内举办一场题为“铭记卢旺达及其教训：纪念1994年卢旺达图西人大屠杀30周年”的研讨会。

此次活动由考夫曼、佛罗里达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迈尔斯·拉默博士和佛罗里达大学巴德·肖斯坦犹太研究中心主任诺曼·戈达博士共同策划。戈达将发表开幕致辞，拉默将主持活动，演讲嘉宾包括考夫曼、1994年卢旺达图西人大屠杀幸存者康索利·尼西姆韦、佛罗里达大学环境与全球健康系研究副教授莎拉·麦肯博士以及佛罗里达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兼研究生教育主任豪尔赫·埃尔南德斯博士。和考夫曼一样，麦肯和埃尔南德斯也曾亲赴卢旺达。

“1994年，针对卢旺达图西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大约100天。当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我还记得，由于自己和家人的悲惨经历，我对这一消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考夫曼说道，他的部分亲人在大屠杀期间被杀。“作为在了解大屠杀的环境中长大的犹太人，很明显，卢旺达正在上演类似的暴行。针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对我来说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正发生在我刚刚开始了解世界——了解它的全部希望和危险——之际，而这件事也自此萦绕在我心头。”

2001年，考夫曼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开始在卢旺达工作。除了其主要工作——支持调查并起诉涉嫌种族灭绝者之外，考夫曼还在建设该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这个缺乏这一基本公共设施的社区获得文学和阅读能力。

“和大屠杀后的其他社会一样，卢旺达需要做很多工作来帮助国家复苏。我听说那里从来没有过公共图书馆。鉴于我有多么热爱图书馆，图书馆在我的人生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以及缺乏公开获取准确信息的机会如何助长了卢旺达的大屠杀，所以我想在那里帮助创建一个公共图书馆，”考夫曼说。“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让我有机会与大屠杀幸存者合作，并在我的主要工作专注于大屠杀肇事者和解决卢旺达过去的问题的同时，展望卢旺达的未来。” 

20多年前，考夫曼在卢旺达的早期工作推动了他走向今天在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简称UF）的角色。 

“每次我在国外工作后回到美国，都会收到在大学演讲和撰写我的观察和反思的邀请，”考夫曼说。“这些经历激发了我最终追求学术生涯的兴趣。”

在学术界，考夫曼曾在多所大学任职，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美国政府中，他曾在所有三个部门工作过，服务于美国最高法院、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他还曾在三个国际法庭任职：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特别法庭；并且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的首位美国任职人员。

在私营部门，考夫曼曾在谷歌和欧华律师事务所（O’Melveny & Myers LLP）工作。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终身成员，他曾在法律教育、学术组织、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基加利公共图书馆美国之友、行动起来促进人性组织（Humanity in Action）和Indego Africa）中担任过领导职务。

考夫曼对教学和指导的热情与他的学术热情一样高。他喜欢在佛罗里达大学从个人层面了解学生的情况，无论是在办公时间还是在法学院学生休息室打乒乓球和台球时。

“在教学时，尤其是我的高级课程，我经常将我从非学术工作中获得的见解融入课堂，”考夫曼说。“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很感激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正在学习内容的‘现实世界’应用和含义。” 

考夫曼拥有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曾任《耶鲁法律与政策评论》总编辑）；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曾是马歇尔学者）；以及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曾任学生会主席、摔跤队联合队长，以及全国大学摔跤协会全美选手和亚军）。 

“我正在赶上我父亲，”考夫曼说，“他的学位比温度计上的刻度还多。”

考夫曼还是三本书的作者或编辑：《美国过渡司法法律与政策：原则、政治与实用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暴行时代的社会创业：改变我们的世界》（Edward Elgar出版社，2012年）；以及《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及其他地区的过渡司法、冲突后重建与和解》（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他撰写了40多篇文章、论文和书籍章节，并在美国及国外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博客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无论是通过文字还是通过教学、演讲和指导，考夫曼继续向世界传递他的正义与宽容信息。

“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考夫曼说。“在最黑暗的夜晚，我们需要最明亮的光。我们都应该成为挺身而出的人。”

有关考夫曼的更多信息，请访问zacharykaufman.com。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念。让我这样说明一下：圣雄甘地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以及他教导追随者去做同样的事情吗？他清理厕所和卫生间，以此表明没有任何工作是卑微到没有人愿意做的，而且一个职业并不定义任何人的基本身份或削弱其固有的尊严感。让它变得更好。圣雄甘地就是这样做的。

想想人类历史上其他的自由斗士；他们梦想着更美好的明天，并让这个世界比他们发现时更美好！

这是一段早期现代文献中的引文。“你生活中和死后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是《海德堡问答》中的第一个问题，该书写于1563年，即西方基督教分裂后的前50年内，当时，由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引起的政治、文化和宗教重构引发了巨大的混乱。

在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喧嚣和动荡中，人们被问及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知道答案是如何构建的吗？它说：“我生活中和死后唯一的安慰是，我不属于我自己，而是身体和灵魂在生活和死后都属于另一个超越我自己的人！”

为了超越自我而活。这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的定义。你看，从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学位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特权。而特权则意味着责任。你必须利用这个学位来做除了自我吹嘘之外的其他事情。因为你曾经在这里，所以要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